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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从谍战特工跨界文学的作家,让人生持续闪光的是想象力与观察力

来源:文学报

世界文学史里,有这样一群有着各种奇怪职业打掩护的作家,他们曾亲自扮演过这些角色,之后在写作中游刃有余地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在写自己。


今天想介绍这样几个作家,拥有神秘职业,被职业所眷顾或困扰,很难说这份职业决定了文学之路,但他们每当坐在书桌前想写点什么的时候,记忆角落里散发的光芒,总是令人难以抵挡,不费吹灰之力的素材,为什么要故意忽视呢?


记得电影《王牌特工》里,主角科林·费尔斯饰演的特工人员,给人最大的印象不是身怀绝技,会破译奇怪密码,而是,一柜子正装。


是的,如绅士一般的着装和举止,成就了这个系列电影的典型特工形象,主角有个口头禅,“manners maketh man”,这句话引用自牛津大学新学院的院训,翻译过来,我们的孔夫子也曾说过类似名言——


不知礼,无以立。


实际上,英国情报部门还真有这个习惯,在募集工作人员时,英国情报部门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凡是绅士都是可以信赖的”。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这样评价自己曾供职过的情报部门,“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


难道,注重自我形象、充满想象力和观察力的作家真的天生适合从事情报谍战工作?约翰·勒卡雷、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这些作家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呢?


等等,大洋彼岸的作家塞林格也申请加入回答,他或许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


约翰·勒卡雷

我遇到了比编辑更懂遣词造句的上级


提到作家约翰·勒卡雷,许多谍战小说爱好者会对他的作品以及yabo123改编了如指掌。


他18岁时就被英国军方情报机构招募,退役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之后于伊顿公学教授法文与德文。1959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同时开始凭借写作享誉文坛。这段经历的细节他一直严守秘密,直到许多年后的2016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作品《鸽子隧道》,详细讲述了情报工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转换。


那时候,他还不叫约翰·勒卡雷这个笔名,他的真名是大卫·康威尔,父亲是一个英国商人,他从小被送进伊顿公学求学,那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学费高昂,但他又常常为学费中断而担忧,因为父亲的债务累积,他很快熟练掌握了各种躲避债主的招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了日后秘密情报机构理想的招募对象。


他先后在军情五处和六处工作,那段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召唤死者》。由于军方规定间谍不可以用真实姓名发表出版物,“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才得以闪亮登场。“我的名字,约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说人物乔治·史迈利于1958年同时诞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上。”


1963年,约翰·勒卡雷用了6周时间,写完了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柏林谍影》。付梓前,情报机构领导审读了全书,确保他写出的是一个与现实情报世界无关的虚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


后来,勒卡雷特别提到情报工作的经历给予了自己的写作最大的优势是接受上级的文辞教育,每当他把报告交给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之后,他明白,事情不算完,这只是开始,接着他被叫上去,


报告上许多地方毫无必要被划掉!

“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正是因为自己的真实体验,勒卡雷的小说才不会兜售虚假的过度浪漫化的谍战故事,他赋予人物的是坚强与脆弱、信念与困惑、真实与虚无的矛盾一体,他们首先是具体的、脆弱的、血肉丰盈的人,其次,才是从事谍报工作的专业人员。


而这些,也都曾如此深刻的在年轻的勒卡雷内心涌现过,因而,勒卡雷最后会在回忆里说,“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


毛姆、格林

写作太真实甚至成为工作手册


在作家毛姆面前,勒卡雷与格林,算得上是晚辈了。


毛姆生前一度是全世界最畅销的英语作家,并且在加入情报工作前,他已经是知名的作家了。小时候的毛姆就有着惊人的阅读量,他成绩很好,本可以走约定俗成的牛津剑桥之路,但他最后选择去德国上大学,在大学里他喜欢上了叔本华和易卜生。1897年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也随之应运而生。不过,大约10年之后,毛姆才开始声名大噪,并且还是因为一部喜剧剧本《弗雷德里克夫人》。


之后“一战”爆发,毛姆加入了英国情报部门,先到日内瓦做谍报,后又当密使,到俄国去劝阻战争。事实上,毛姆的大部分工作并不在一线,而是听取其他间谍的汇报,下达指令和发工资。他把搜集到的信息加上自己的评论,写成报告用密码发送出去,他不止一次抱怨说,“没有比编码和解码更沉闷的事了”。


工作之余,热爱旅行的毛姆走访了许多地方,出版了小说代表作《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他还到访过中国,最后创作了3部作品来纪念:一部戏、一本小说《面纱》、一本游记《在中国屏风上》。


1928年,小说《英国特工阿申登》面世,毛姆称“这是对我在战时情报经历的真实记述”。据说这一系列本来有31篇小说,但当毛姆把手稿拿给朋友丘吉尔看时,后者坚持要求他删掉其中的14篇,认为这些小说违反了官方保密法案。有几年,这本小说甚至成为情报工作手册,被列入军情五处与六处新人必读书目,还启发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英国间谍小说的立项研究。


然而,当毛姆离开情报工作专职于写作时,他又十分怀念这个工作的好处了,毛姆的朋友、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回忆,毛姆常说起自己非常喜欢情报工作,“我想,他喜欢它照进人性的那束光”。


还有个插曲是,到了“二战”时期,六十多岁的毛姆继续发挥着余热,到美国去宣传,他推销国防债券,走访军队作报告,甚至还按要求写文章,鼓励美国往英国寄蔬菜种子。


毛姆在美国宣传的时候,年轻的作家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差不多进入了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加入前,格林也写已过多部作品,比如《斯坦布尔列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东方快车》)。


格林年轻时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对情报工作很感兴趣,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了英国军情六处。经过培训后,他成为代号“59200”的特工,被派往非洲的塞拉利昂。因为爱好写作,格林选择了一本小说作为自己专用的密码本。


从非洲回来后,他换了一个负责葡萄牙方面情报工作的部门,他的上级菲尔比后来回忆说起格林的工作表现,“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情报工作显然没有让格林感到满足,他发现许多同事编写的报告充满了错误和虚假,只是为了骗报酬,这些细节最后在十几年后的小说《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写作中并不避讳职业细节的行为,让格林曾差点因为“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而遭情报组织起诉。对此,格林的反击是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情报组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愚蠢无比的形象。格林在1945年就离开了情报机构,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变得沉默,此后,他在众人眼里变得愈发神秘。


J.D·塞林格

很遗憾,这段经历最终反噬了自己


美国作家塞林格一向给读者以隐士的形象,他的人生后期躲避世人躲避媒体。他存世的作品并不多,但每本都是畅销读物,影响了好几代读者,今年在他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里,他的儿子马特·塞林格先生来到中国,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好消息是,他还有遗作会整理出版。


1942年塞林格在加入军队前,已经努力了许多年在写作上,不断收到退稿信,最后总算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这是大多数文学青年开始写作的常见模式,他可能在酝酿写一部长篇,但还不够勇气开始。那个叫霍尔顿的年轻人倒是已经出现在他的小说稿里了,很快,他会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成为流行文化的偶像。


23岁那年,塞林格入伍了,服役18个月之后,军方为塞林格找了个地方,成为一名反情报组织的特工,即军中间谍,监视部队在爱国方面的可信度。塞林格的任务是和其他特工一起,深入基层部队,不仅与士兵们并肩作战,也要注意他们的言行举止,以便盟军顺利实施登陆欧洲的行动。在军队期间,塞林格一直没有忘记对出版商的承诺,他会把霍尔顿的故事继续写下去,直到形成一个长篇,他写信对朋友说:“要写的书我还没忘。”


1944年6月6日,塞林格参与了历史上最著名的“D Day”——诺曼底登陆。其后11个月的连续作战,在塞林格身上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后来一次次从他的作品里显现出来,他反复提到诺曼底登陆,但对细节又三缄其口。


一封当时写给作家海明威的信件保留了下来。塞林格当时在德国纽伦堡,负责甄别战犯,遣送难民,“并没有什么大的状况,但总是有一种持续的沮丧感笼罩着我。”他这样写道。


更大的沮丧感还在等待着塞林格。


战争后期,塞林格的任务是搜集情报,所以他更加知道这次战争造成的终极恐怖。反情报部门向特工转发了一份秘密报告:《德国的集中营》,列出德国14座重要的集中营,其名字、简介和位置,以及与之相关的100个小型集中营。


塞林格和战友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还以为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已经经历了最恶劣的事件,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塞林格的传记作家坎尼斯·斯拉文斯基后来形容说,1945年的塞林格,变了一个人,他不仅见证了大批无辜者的死亡,还见证了他珍视的所有事物被肢解。那是一场噩梦。


战争震坏了塞林格的大部分听力,也伤害了他的精神,他的抑郁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因精神问题住进医院,离开了战场。唯一能拯救他的只有写作,只有那个年轻人霍尔顿。1950年7月,《麦田里的守望者》面世。


塞林格正面描写的战争经历的文字并不多,但从《魔术般的猫耳洞》《一个在法兰西的小伙子》《陌生人》《艾丝米》等短篇里可以感受到,战争对他的反噬。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正因为战争,因为他在第一线的情报工作,让他充实了成就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让战后的年轻人以此为精神偶像,一起抚平,一起质疑。他们的热情反响与塞林格最后选择的隐居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每当读到小说里霍尔顿临别的那句话:“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我们或许会更理解塞林格的选择。像情报谍战这样的特殊职业,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作家也不例外,但是,他们的人生却有幸借助文学变得更为强大,假装无视黑暗并不能带来力量,直面自己经受成长的代价,才不会被世界轻易击垮。最终的回答很简洁,无论此刻的你在扮演何种角色,随时随地,保持对自身和世界的敏感与观察。